又是一年开学季，校园进入繁忙有序的开学模式。在高二军训即将结束的傍晚，终于盼来了一场像模像样的秋雨，驱散着连日来的闷热。准备返城双休的孩子们，像是刚放出笼子的群鸟，叽叽咋咋地涌向学校南门的公交站台。
　　不知开走了多少辆公交大巴，前来迎接的私家车也是络绎不绝，可依然未能完全消解等车返城的人群。阴云密布，雨丝绵密。眼看公交停运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我索性不再等待，和学生一起涌向一辆刚刚停下来的公交车。
　　高举雨伞让过两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后，我也收伞上车。此时我只能站在投币机旁，车门处依然有人上车。在司机师傅的催促下，人们艰难地向后挪动着。随着人流，我刚好站在了侧向的军人专座和老弱残孕专座区之间的走道上。
　　我一手紧抓扶手，抵抗着身体的晃动；一手高举雨伞，尽量不让它触碰他人和自己。但伞上的水滴似乎滴到了军人专座上那女孩的裤子上。女孩用责备的眼神透过镜片向我瞅了瞅，便很快换个坐姿，将双脚放在座位的一侧，身体向后，面向窗外，开始专注于欣赏雨中美景了 。
　　人丛中，我努力地将雨伞放在脚下，不料车连过减震带时的颤动，让我和身后的女孩碰在一起。我尽量绷直身体，减少站位。此刻我的后腰被不失时机地顶住一个硬硬的书包。“他是老师”身后传来一个女孩轻微的提醒。
　　是呀！为更好地拉大城市框架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，学校被迁到城市的边缘。这样的时间点，这个站台，上车的一般不是本校的学生，便是本校的老师。老师这个名号虽然不能让我赢得座位，但还是让我免除一番口舌之辩。
　　车子匀速前进，几经调整，我终于能站得舒服一些。向车的后面放眼望去，只见一车的朝气蓬勃青春洋溢。他们或坐或站、或谈笑风生或摆弄手机。谈笑声、音乐声、游戏激战声不绝于耳。车子左侧窗下依次排列着“老”“弱”“残”“孕”四个红色大字，每个字的旁边分别有一把红色的座椅。
　　“老”字旁边的座椅上坐着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。她在我的正前方，紧挨着。只见她一会闭目养神，一会凭窗远眺，仿佛车内的一切与她无缘。她身后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，发型新潮，两鬓被剪得光秃秃的，而头顶处黑发浓密高耸。他低头凝视，双手紧握手机，掌控着游戏的局面，而右腿则疯狂地抖动着。“弱” 字正印在他身旁的车皮上。“残”字旁坐着的女孩身材胖得与年龄极不相符，可她还在执着地向嘴里塞着零食。坐在最后一个红色座椅上的女孩身着浅色套装，身材曼妙五官清丽，正愉悦地欣赏着耳机里的声音。
　　虽然我已年过半百，衣兜里还揣有一个红本残疾证；但我不愿依此争取那相应的照顾，更不会霸道地要求学生给自己让座。“让座是情分，不让是本分。”或许是我的身形还没憔悴到老态龙钟的地步，或许因为我与他们不再有直接的教学关系，再说我的残疾并未写在脸上，所以我的存在尚不足以引起他们的重视。
　　转念想来，尽管他们年轻，可同样是购票上车，理应享受同等就坐的权力；虽然他们是学生，却是付费求学的顾客——上帝。与年轻的上帝计较于一个座位的得失，我是不是太过自私、矫情呢？
　　可是，我作为他们的同校老师，面对学子，一路上竟然得不到一个让座的机会！我无论怎样进行心理调试，心中还是充满了落寞与悲凉，倍感脸面尽失、师尊不存。身为教育人，我不愿苛责孩子们的麻木与冷漠，倒更关注于对当今社会、教育的深刻反思。
　　无独有偶，记得在上学期的一次乘车中，假满返校的学生也是或坐或站挤满了车厢。老校区站台处又上来几位准备到校看班上课的一线教师，艰难地挤站在车厢前面的走道上。朝霞映照下，他们和我一样久久地站立着，站成我心中一尊尊不朽的雕像，与座位上那些气定神闲的年轻学子叠加成一幅令人心酸的风景。
　　如果说这也属于事出偶然不具代表性，那么又如何解释女教师高铁拦门、博士男高铁霸坐、“校车门”事件频发等现象的存在呢？看来知识与身份不能等同于良好的个人修养。激烈竞争中，我们教育的缺失让一些优良传统渐行渐远，甚至人们的行为准则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。
　　这样想来，我心中的愧疚替代了落寞，警醒替代了悲凉。原来这一路罚站不是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铁证，而是我们这些教育人的咎由自取、罪有应得！“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教不好的老师。”虽然我并不欣赏这句话，但有时又觉得它不无道理。
　　车进入闹市区，终于有人要下车了。扎马尾辫的女孩开始整理行囊准备下车。有座位的机会终于到了！岂料女孩站起的同时，向站在后面走道上的一位女生喊道：“来，坐我这。”客观的讲，她的声音不失甜美；而此刻，我却深感这声音的刺耳、恶毒。我僵直着身子护着空位一动不动，静等那女生绕过我这个双腿已隐隐发酸的老师，去争抢座位的拙劣表演。好在那女孩没这么做。恰逢这时我背包里的手机响了，我趁势坐了下来。我拿出手机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已被上百人标注为中介的骚扰电话。“唉，我这个因残退下三尺讲台的二线教师，也只有骚扰电话肯友情光顾了。这次倒好，起码它给我一个坦然坐下的理由。”
　　很快又上了一波人，再次把车厢填满。一位中年女士带着两个身高不及腰窝的孩子走了过来。我本想让出刚刚得到的座位，但转念一想，又稳住了身子。我倒要看看这一女两幼力求站稳的窘态，能否撼动后面那数尊年轻而又气定神闲的屁股。数秒过去了，依然没有反应！
　　“坐这吧”我站起身来说道。“谢谢，谢谢你！”中年女士一边向我道谢，一边安排两个孩子挤坐在座椅上。虽在交谈，我却在观察那些年轻的后生们。期望我的亲身示范给他们上好这“开学第一课”，触动一下他们业已麻木的心灵。遗憾的是：我自作多情的展示，像极了闹市舞台上的古装戏曲演员，在台上自我陶醉地表演，而台下人们各自奔忙，没有一位真心听戏的观众。
　　公交提示声再度响起，我即将到站。我这个好为人师的老朽，也该平息一下恣意翻腾的情感和思绪。如香港歌唱天王郭富城所唱的那样“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？”未居庙堂之高，未处江湖之远，深陷市井忙于生计的我，且用这残存的视力找准回家的路吧！
　　但我依然不能释怀！一百年前志在疗救国人灵魂的鲁迅先生，曾经发出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，振聋发聩发人深省。如今面对这些人文素养不足的孩子，难道我们不该发动社会、家庭、学校联起手来认真地加以诊疗吗？但愿今后的社会上多一些文明礼让，少一些“拦门女”“霸座男”。  （江洪  2018、9）